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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卡时代”已来?超9成员工愿意尝试灵活用工岗位
  • 作者:未知
  • 发表时间:2020-01-21 09:16:08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平台企业选择灵活就业。

平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增加了就业岗位,便利了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对接,且其较高的职业自由度更加契合各类劳动者群体的不同择业需求。

由人瑞集团发布的《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显示,2019年灵活用工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企业采用灵活用工的比例达到44.6%,68.7%的企业明确表示将在未来采用灵活用工,超过九成员工愿意尝试灵活用工的岗位。

数据来源:人瑞集团2019年灵活用工市场调研

数据来源:人瑞集团2019年灵活用工市场调研

无独有偶,另一份《2019中国灵活用工及灵活就业研究报告》也表明,2018年至2025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的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将高于23%;预测到2025年,国内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将超过1600亿元。

但不容忽视的是,灵活用工市场也面临一些问题。当前新兴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场现状是怎样的?如何进一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职业安全感缺失是最大障碍

12月4日,上海下着大雨,外卖骑手却迎来了挣钱的好时机。“与平常相比,下雨天能送的订单少,但每单的价钱高。”

21岁的尤亚龙,从河北老家来到上海,经老乡推荐当上了外卖骑手,每月收入近万元。

数据显示,仅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便有超过600万名外卖骑手。

另有调查显示,服务业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已达到12.8万亿元,服务业灵活用工迎来发展的窗口期。

“从目前的用工状况来看,制造型行业用工需求下滑严重,服务型行业用工需求呈上升趋势。”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企业负责人说,服务型行业用工需求的上升,带动了灵活用工的发展。

企业基于用人需求,以“零工人员”替代全职人员,使得企业可以更高效地进行人员管理,从而节省运营成本。

然而,灵活用工带来的风险挑战也不容忽视。

由于企业与从业人员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灵活用工从业人员缺乏相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保护。

“骑手这行始终有安全隐患。配送高峰期总想着多送些订单,磕碰、摔倒是家常便饭。”

尤亚龙说,骑手是份“青春饭”,“要是老胳膊老腿,出了点意外就再也跑不动了。”

用工关系模糊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不多,当出现失业和工伤时,尤亚龙他们缺乏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因而职业安全感是他一直缺失的。

存在岗位高端化趋势

灵活就业蔓向中高层人员

视线从尤亚龙转向从事人力资源的Eunice。前不久,她刚刚结束了一份两个月的灵活用工工作,正准备携家人一同去国外度假。

辞去全职工作前,Eunice是一名资深的HR总监,曾在多家外企工作。

但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已婚妇女,上有老下有小,随着职位越来越高,工作上需要忙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与丈夫二人一同全职工作,已经无法顾及家庭。

但另一方面,Eunice也不想完全抛弃工作回归家庭。灵活用工的就业方式恰好满足了她的诉求。

据Eunice介绍,自己从事过的灵活用工项目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签约一家HR咨询公司,但是不用坐班,类似自由职业者,同时会接两三个项目;

第二种是与企业签短期合同,短则数月,长则半年至一年,以顾问的形式进入企业完成阶段性任务,工作结束便离开。

全球专业招聘公司米高蒲志(中国)董事总经理彼得·史密斯指出,“以前人们对灵活用工存在误解,认为灵活用工形式只存在于体力、服务型以及初级的事务型职位中。”

可最新调查却发现,企业招聘的灵活用工人才不少也为中高层管理人员,有时甚至是领导层人员。

调研还发现,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企业对一些专业技能的中高端岗位要求相对较多,需求量也比较大。

在这些领域中,专注灵活用工的专业人才是比较短缺的,需要专业顾问在市场上帮助企业搜寻。

全球专业招聘集团瀚纳仕大中华区执行总监兰熙蒙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眼下,中国的灵活用工就业人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领域:

一方面是以生活服务型岗位及劳动密集型岗位为主的蓝领群体;另一方面是科技发展所需要的中高端技术类岗位,包括IT人员、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系统工程师等等。

此外还有专业性较强的辅助型职能岗位,例如HR、律师、财务等领域的资深就业者也是灵活用工的积极尝试群体。

专家观点

新业态不能用老办法管

然而不论灵活就业的领域范畴,围绕其产生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依旧是,由于工作条款改变,过去由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通常被模糊处理。

用工者不得不自掏腰包,甚至面临没有养老或医疗保险的风险。

业内人士指出,非典型就业、新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更加松散,收入水平不易跟踪,不同地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和实施也存在差异,将导致权益保障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明确灵活用工的特点之后,应避免用老办法管理新业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一些平台用工争议之所以产生,在于未能清晰区分平台用工中的各种不同形式,看到存在劳动关系就主张将平台用工全部纳入《劳动法》调整范畴,没有充分认识到此类新型劳动形式的特殊性,导致用老办法管理新业态的错位。

他建议对不符合劳动关系从属性要求的新型平台用工方式,探索相应的监管办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成刚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目前新就业形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平台企业对劳动者权益保障重视不够。

“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努力尝试与平台企业协同治理,逐步界定责任划分,更新劳动关系理念,重新构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与内容。”

这部分议题关乎劳工权益,涉及更深层次的法律建设、监管和机制改良。

一个典型的范例是叫车服务公司优步(Uber)。这家公司近日在一项备受关注的裁决中败诉。

长期以来,他们将司机视作个体经营者,因而无权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等福利。这引起了司机的普遍不满。

就上述层面而言,灵活用工意味着一个没有保障且充满风险的就业世界,人们也难以从中获得职业安全感。

写在最后

尽管还存在困难与挑战,但与此同时,它又勾勒出一幅引人入胜的就业自由图景。

不过这就是变革,摧枯拉朽之后,带给人们的是美好的新世界,而我们也必须通过最合理的方式去适应它,因为它永远都是不可逆的!

随着雇佣的重构,可以预见整个社会将变得更智能和高效,个体也会迎来某种意义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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